1975年3月19日鼎茂策略，随着公安部《关于第七批特赦战犯问题的报告》获准，原蒋军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蒋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等还在押的二百九十三3名战犯全部被释放。
最高审阅指示是这样的：“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给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疗。”
实事求是地说，特赦战犯大多是很有工作能力的，比如在功德林里的战犯，文官都是厅长以上，武官都是少将以上（只有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寒还没来得及晋升少将就自首了，因为是省站站长，所以“享受”少将待遇），这些人至少已经学习改造了十年，有的学习改造了二十多年，基本已经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们写的回忆文章，更是可以作为研究那个时期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文史资料出版社社长、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黄森在《他们在这里度过了有意义的晚年——记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刊发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三十四辑）中回忆，随着战犯的分批特赦，政协先后安排了二十一名文史专员：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杨伯涛、郑庭笈、周振强、溥杰、范汉杰、罗历戎、李以劻、董益三、沈醉、李佩青、廖耀湘、杜建时、康泽、方靖、黄维、文强、赵子立。
读者诸君看了这份文职专员名单，肯定会发现很多熟悉的名字，这二十一位文史专员，在被俘或起义（有几位后来按起义人员对待了）前，那可都是了不得的“大人物”从“末代皇帝”到“天津市长”，从“剿总”副总司令”、“绥靖区”司令到军长师长乃至军统（保密局）处长、站长，他们脑袋里装的掌故，足够编一本断代史了。
这些蒋家王朝的高级官员和将领，被俘前属于不同派系，相互之间没少勾心斗角，被俘进了战犯管理所，也是互相瞧着不顺眼：黄埔系瞧不起杂牌军，杂牌军也瞧不起“牛字号（特务自嘲的称呼）”，大家最看不起的就汉奸。
在这二十一位文史专员中，“有过节”的至少有三对：沈醉当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兼上校督察长期间，差点跟战时干部教导总团副教育长兼綦江警备司令周振强火并（周振强枪毙了沈醉手下一个欺男霸女的稽查员）；曾任军统电讯处少将副处长、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二处少将处长的董益三，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打过黄维的耳光；就连比较憨厚的王耀武，也跟十分敬业的杜聿明结过梁子——王耀武困守济南期间，屡次向杜聿明求救，结果杜聿明派出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迁延不进，直接或间接导致了王耀武战败出逃被抓。
这些素有过节的文史专员，虽然经过十年甚至二十多年的学习改造，似乎已经“相逢一笑泯恩仇”，但是又有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他们面前：新旧特赦人员的首要任务是学习，特赦后留京的文史专员（还有相当一大部分按自己意愿回到各省工作，一般都当选为省政协委员或常委，也从事文史资料撰写工作）需要编成一个学习组，以便参加全国政协考察学习团的活动，但谁来当组长，可就是一个问题了——这些专员有没有真正“捐弃前嫌”不好说（比如杨伯涛和黄维）鼎茂策略，互相不服气却是客观存在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时任政协副秘书长的史永召集尚在的十七位文史专员开会宣布：“从今天起，（新旧文史专员）成立一个较大的学习组照常学习，用无记名投票的民主方式产生新组长一人，副组长二人。本组全体人员为候选人，每人无记名自由填写三人为被选人，然后总计检票，得票最多者为正组长，依次得票多者为两位副组长。”
这次选组长，是在黄维、文强特赦之后，所以是1975年的事情，当时王耀武、溥仪、廖耀湘、康泽已经先后辞世，所以参选人员为十七位。
因为组长副组长就是文史专员的实际负责人，所以大家郑重其事地推举溥杰、李以劻为检票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当人就是监票人。
无记名投票结果出来了：文强得票最多，为正组长；董益三得票第二，为协助组长全力搞好学习的第一副组长；沈醉为负责搞好全组成员的生活和劳动等事宜的第二副组长。
选举结果公布，分工完成，很多文史专员发发现问题：怎么三个正副组长都是特务出身？
为什么说这三个正副组长都是特务出身，咱们一会儿再回答，这里有一个问题要澄清：当时文史专员们的意见都很“温和”，而且也绝对不是针对文强——因为大家是先找文强提的意见。
文强将大家的意见反映给史永，史永只好再次来到文史专员办公室做思想工作：“三位被选者虽在旧社会是一个政派，可是他们都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经过最高法院宜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此分明划清了新旧界线鼎茂策略，又怎能仍以旧政派来衡量呢？”
据文强回忆，当时大家是用鼓掌表示了同意，但有趣的问题也就出来了：为什么董益三和沈醉会得票第二第三？大家又为什么对他们当选副组长不理解？
这里我们首先要肯定，那就是大家对文强没意见，因为组长五年一换届，文强每次都是得票第一，这一点他在《口述自传》中也很感谢同僚们的支持，同时读者诸君细看文强的描述，也会发现一些玄机：“第一次投票结果，我是票最多的一个，副秘书长就宣布：‘选举结果，由文强做学习组长，还有个票居第二的，当副组长，得票第三多的是沈醉，他也当选副组长。’这个组长一当就是五年，五年后我提出辞掉，结果投票选举又选的我。又过五年再选组长，我说我都干了十年了，够了，不要再投我的票了，结果我又当了学习组长。我这个学习组长一共当了十五年。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为组里每一个人服务，谁家有什么困难，我就跑去解决，解决不了的就上报，把每一个人的生活搞得很愉快，得到大家的赞誉。”
文强得票最多毫不奇怪，因为他在担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之前，还在程潜的长沙“绥署”办公室当过中将主任，再往前，他就是军统人员了：他1931年8月脱离我党后，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并兼任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
文强是军统局少数几个中将之一：抗战胜利后，在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联名保举（可能那是少将晋升中将必走的程序）、戴笠的积极运作下，三十九岁的文强正式晋升中将并出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
文强跟程潜、张治中的渊源都很深，跟老蒋关系也不错，至于他另外的亲友关系，他不说大家也都知道——要论文强的人脉，在功德林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文强在军统地位很超然，又在徐州“剿总”当过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所以正规军的将领们都不会反对他当组长——杜聿明之所以能第一批特赦，文强也是帮了大忙的。
当时杜聿明有“使用毒气”和“杀害七个武工队员”两件事说不清，是文强出面作证：“毒气弹是南京的事儿，那七个武工队员，我悄悄放走了！”
我们细看参加投票的十七个人名单，就会发现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周振强、郑庭笈、罗历戎、杨伯涛、李以劻、方靖、黄维、赵子立都是正规军出来的，李佩青和杜建时属于“党政人员”，沈醉虽然后来也被任命为“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但还没上任就被迫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董益三虽然在第十五绥靖区有个少将处长的职务，但干的还是特务本行。
十七个人分成三伙，大家都对文强没啥意见，对特务出身的人都会有些成见，于是大家最奇怪的事情就这样出现了：职务最高的杜聿明得票没有进前三，人缘不如沈醉的董益三，得票却比沈醉多！
“最不可能选上”的特务们选上了，“人多势众”的正规将军一个都没选上，这可就有意思了：大家不选黄维可以理解，杜聿明应该没得罪多少人吧？
票选当然是公平公正的，这里面的问题，就出在正规军也分好几个派系，就连同为“土木系”的黄维和杨伯涛，也是冰火不同炉。于是笔者有了这样一个猜想：那些正规将军们也互相有芥蒂，所以有人就把票投给了看起来绝不可能当选的特务，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似乎也经常发生，比如我们上学的时候选学习委员，选上的还真未必是成绩最好的一个，有时候连你的同桌、你最好的朋友都可能不投你的票。
将军级文史专员是怎么想的，笔者不知道，所以这个问题只能留给读者诸君来回答：为什么十七位文史专员选正副组长，最后是三个特务出身的当选？文强当组长后确实办成了不少别人绝不可能办成的事，他当组长没有问题，那么还有哪两位可以取代董益三和沈醉，当选为协助文强工作的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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