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4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逝世一周年。
作为李政道先生的“忘年至交”，张杰和同事们原计划在今年李政道先生诞辰纪念日时，推出一本《全景李政道》。不曾想，经过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和李政道研究所许多同事近一年的努力，还是因为工作量太大，无法按时交卷。
“李政道先生的传奇一生，本身就是一部内涵极其丰富的历史巨著。”张杰感叹。对他们来说，《全景李政道》这部具象的书和“全景李政道”这部抽象的“书”，规模都远超想象。
李政道先生刚刚逝世的几周里，各界人士发表了大量追思文章，张杰也在那段时间把李先生主要的学术论文认真读了一遍。近一年后坐在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张杰数次提到当时的一种深深的“遗憾”。
“由于李先生一生低调，不愿意太多讲自己的事情，因此我们社会公众对李先生的了解太少啦，尤其是对于李政道先生的全景式了解更少。”即便同为物理学家且相熟逾20年，张杰依然说，连他对李先生在物理学发展贡献方面的全景式了解也还很不够。
“物理学界大多数人对李先生的认知，仅限于他在30岁时就因‘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重大发现，与杨振宁先生共同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但大家不太了解的是，李先生在1949年到2010年长达62年的学术生涯里，共发表了共321篇学术论文, 在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等诸多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出贡献。”去年8月25日，李政道研究所举行的李政道先生悼念追思会上，张杰曾用19米长的屏幕展示这些贡献。
编写《全景李政道》，就是希望能够把李先生的成长道路、学术贡献、人才培养、对祖国科教事业发展等方面的巨大贡献全景式展示出来，让社会公众对李先生的一生有全方位的了解。比如学术贡献方面，“我们正在李先生早年的研究资料中查证，不仅要知道李先生在哪个阶段做了什么研究题目，更想让大家了解那个阶段的时代背景告诉人们，回答‘李先生在那个阶段为什么选择这些研究题目’的问题，以期呈现李先生在基础科学研究选题方面的洞见与智慧。”
更令张杰感慨的是李先生晚年反复谈及的一个期待——中国的基础研究，应该“给人类文明进步做更大的贡献”。这份期待直接催生了后来的李政道研究所，让所有身处其间的人不敢自满、不敢懈怠。
在李政道先生逝世一周年前夕，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观见工作室有机会对张杰进行了一次深度访谈，话题从李政道开始，自然引向关于基础研究那些看似老生常谈却又常谈常新的问题。
当下谈论基础研究的氛围，与几十年前、十几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此前不久，上海市委全会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为国担当勇为尖兵深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意见》，对“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强调有加；针对一些长期制约的制度性、观念性瓶颈，从国家到地方亦在持续破题。
对于基础研究领域的变化，张杰感到乐观，也不失清醒——要按照李政道先生的理想标准，中国基础研究还有很多事可改、很多事要做。前路还很长。
【对话嘉宾】张杰，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上海市科协主席，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所长。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
中国也要有“玻尔研究所”
观见：李政道先生对中国科技、教育事业特别是基础研究的贡献也有目共睹。他多次说你是他的“忘年至交”，这么多年接触下来，李先生令你印象最深的话是什么？
张杰：李先生从1972年第一次回国到2010年最后一次回国，这38年间，李先生一共回国访问63次，长则14周，短则1周，足迹遍布祖国27个省级行政区。可以说在祖国科技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每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他都在对世界各国科教事业发展经验深邃思考的基础上，给出了非常关键和具体的建议，让我们国家在科教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少走了不少的弯路，改变了千千万万个人及其家庭的发展轨迹。
有一件事情他重复说过很多次，他说，我们中华民族应该在基础研究领域为人类文明进步做更大的贡献。最开始听到李先生这样说，还是在2000年，那时候我太年轻，并不完全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后来我才深刻理解了。如果泛泛地说，今天的我们无论是论文发表的数目、专利的数目还是发表论文的引用率，即使是在最高档次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我国都已经是世界数一数二了。但这毕竟只是“数量”层次的贡献。李先生真正希望的是，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基础研究方面，应该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部分。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的话，我们目前的基础研究做得还很不够。
观见：怎么具象地理解这个标准？乐配资
张杰：李先生心目中其实有一个范例。他跟我说过很多次，上世纪20年代，当人类试图理解原子、分子层面理解微观世界的运动规律时发现，描述宏观世界运动规律的牛顿力学不适用了。那么怎样才能理解微观世界的运动规律？海森伯、薛定谔、狄拉克等年轻科学家，在玻尔这样的旗手的带领下，在旧量子论的基础上创立了量子力学，标志着人类第一次从物质最根本的层次理解了由原子、分子构成的自然世界的物质组成和运动规律，因而带来了计算机、互联网、卫星导航等我们今天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这就是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
李先生希望中国也要有一个类似于玻尔研究所那样的基础研究机构，代表中华民族去探索自然界最根本层次的科学问题。后边的故事你们就知道了，他写信给习近平总书记，总书记马上就作了回应。到2016年，在国家部委和上海市的支持下，李政道研究所正式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当时我还是上海交大的校长，我们聘请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弗兰克·维尔切克教授担任第一任所长。5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弗兰克·维尔切克教授无法继续担任所长（现为李政道研究所首席科学家）。2021年的11月，李先生将李政道研究所托付给我。
就任所长后，我与李所同事们开始考虑李政道研究所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我就任后的第一次所务会上，我们决定要对李政道研究所需要长期聚焦的根本性科学问题进行凝练，制定《李政道研究所2035年发展规划》。为了凝练根本性科学问题，我带领全所科研人员经过逾33次深入讨论，根据自身科研优势，就全所科研力量长期聚焦的根本性科学问题—“极端宇宙条件下物质的起源与演化”达成高度共识，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规划的编制工作，明确了李政道研究所的科学使命是充分发挥大科学研究范式的优势，依托专用科学装置群的极限探测能力，在根本性科学问题上的探索上作出重要贡献，形成基础研究的“上海学派”，成为一个世界级基础研究机构。
聚焦“根本性科学问题”的大科学研究范式
观见：“范式变革”的概念这些年提得很多。你曾说过，中国的大科学装置数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但大科学装置的优势还没有转化为大科学范式的优势。什么是真正的“大科学研究范式”？一个相关的词是“有组织的科学研究”，过去通常认为基础研究更强调自由探索，两者会不会矛盾？
张杰：在我看来，基础研究的大科学范式由这么几个部分组成。
首先，要聚焦根本性科学问题。不是所有的基础研究问题都需要用大科学研究范式，但是根本性科学问题的突破可能需要大科学研究范式。
第二，注重发挥极限探测能力的优势。大科学装置可以提供对根本性科学问题突破所需要的极限探测能力，因而有可能是现阶段对根本性科学问题形成突破的关键。
第三，聚焦式科学研究。社会上通常说的“有组织的科学研究”，主要是针对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科技攻关目标或者高技术目标。但对于聚焦于根本性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来说，其实不能简单地说“有组织的科学研究”。李所有大约40%的研究人员是国际学者，他们非常难于理解“有组织的科学研究”。后来我意识到，其实问题出现在翻译与文化上，不能简单地把“有组织的科学研究”翻译为“Organized Research”。我们平时说的“有组织的科学研究”的本意，其实是聚焦式的科学研究（Focused Research），是聚焦根本性科学问题的科学研究。
第四，发挥理论与实验紧密合作的优势。大科学研究范式要求宽容、多元、相互欣赏的学术氛围，促进追求卓越的理论家与实验家的紧密合作，促进对根本性科学问题探索的快速迭代式推进。
第五是稳定多元的资助体系。充分发挥以上四方面优势的前提条件，是一个稳定多元的科研资助体系。
随着我国对于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我国现在大科学装置数已经位居全世界第二，但是这些大科学装置还没有转化成对根本性科学问题的突破。由于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的起点比较低，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们建设大科学装置有相当多的是追赶型的。比如在论证大科学装置建设的必要性时，一般的论证逻辑是美国有这样的大科学装置，所以我们也要有。我国下一阶段的大科学装置建设，应该以一批以根本性科学问题突破为目标是专用科学装置。
观见：你们怎么找到“根本性问题”？
张杰：当时正值新冠疫情，李所的很多外国科学家由于疫情封控，很焦虑。我当时也封控在家，无法直接提供帮助。于是我给他们打电话，说我完全理解你们的焦虑，从现在开始每天早晨你们会接到李所同事给你的电话，把小区当天的各种通知翻译给你听，告诉你今天一天将要做什么；每天晚上还会接到一个电话，你们把遇到的困难告诉李所，我们来帮助你们解决。他们就问，早上晚上你都说了，白天我们干什么？我说白天我们来讨论科学问题。
他们很诧异，现在还能讨论科学问题吗？我说现在可能恰好是我们讨论根本性科学问题的时候。物理学家的根本使命，就是解决自然界最让人类感到困惑的问题，和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瓶颈性难题。
那段时间，我们一共召开了33次线上会议，讨论了玻尔研究所成功的原因，讨论了李政道研究所的优势与劣势，就李政道研究所要聚焦最根本的科学问题达成了广泛的共识。这个问题当然是天大的问题——我们整个宇宙由物质组成，但是物质在宇宙大爆炸时是怎么形成的？因此，极端宇宙条件下物质的起源与演化，就是李所粒子与核物理研究部和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部共同的研究焦点。
凝聚态物理研究部聚焦的科学问题是，解决量子计算出错的问题，这当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瓶颈性难题。目前量子计算有很多方案，但是大部分方案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它的单次操作错误率比较高，导致规模计算结果不可靠。但是有一种方案，它是可以不出错的，叫拓扑量子计算，所以李政道研究所还有一个研究目标，就是通过拓扑量子计算解决规模化计算可靠性问题。这当然也是一个对于未来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贡献。
这两个问题都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后面有好多领导来李所调研，听我们讲完这些以后。有时候会开玩笑地问我，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了的话，能得“那个奖”（诺奖）吗？我说这些问题的解决，可能不只是一个奖的事情，而是好几个“那个奖”。因为如果李所解决了这些问题，就有可能改写人类认识宇宙的时空观，或者是解决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困难。
李政道研究所的科研版图。 李政道研究所 供图
李政道研究所在共同愿景达成之后，针对探索根本性科学问题的需要，充分利用我国极限自然条件的优势，建设专用科学装置群、实现极限探测能力。包括位于四川锦屏2400米深地实验室的PandaX暗物质和中微子直接探测装置，以极低的本底探测暗物质粒子和研究中微子的基本性质；位于青海冷湖海拔4200米的JUST光谱望远镜，用于探索黑暗宇宙、寻找宜居行星；以及位于海南南海3500米深海的TRIDENT中微子望远镜（“海铃计划”），用于探索极端天体环境下宇宙射线的起源及其物理规律；同时李政道研究所在上海本部也建设了三大研究平台：实验室天体物理研究平台、拓扑材料研究平台、大规模科学计算平台。这些大科学装置群的建设运行和作用发挥，有效推动、有力保障了李政道研究所对根本性科学问题的极限探索能力。
观见：解决这个层次的问题，需要投入的成本也是空前的。我们知道国家和上海市对于基础研究支持的力度都很大，但两年前听你在一次讲座里讲过，作为著名物理学家的你当李所的所长，每年还需要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要到处“化缘”。现在还是如此吗？从国家层面看，基础研究投入还有哪些需要优化的地方？
张杰：我们国家发展得非常快，过去这些年我国的科研经费也增长得很快，但是我们科研经费的支持方式仍然是以竞争性科研经费为主的方式。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可以遴选出竞争力比较强的项目，但是这种方式不太适合长期瞄准重大的科学问题，采用大科学研究范式，长期聚焦式科学研究，比如聚焦某一个重大科学问题持续研究15年，甚至是比15年时间还要长时间的研究。
除此之外，李所的优势是国际化程度高，有40%左右的固定科研人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者，但是这个优势对于这些不太会说中文的国际学者来说，在申请竞争性科研经费的时候就变成了劣势。
所以我自就任所长的那天起，我的主要职责就是向各级政府部门，向企业家，向社会介绍李所的初心与使命，李所的发展愿景，目的是争取稳定科研经费支持，争取社会捐赠。
在李政道研究所有一幅漫画，其中画着一个小人，正在跟着几个小人在说：“我也不知道哪片云彩会下雨，我们现在是见云彩就拜”。这其实是李所大楼门口经常出现的一个真实场景，就是经常在我与李所的同事们送各级政府部门领导、企业家或者捐赠人走了之后，我一回头，看到参与活动的李所同事们眼睛都睁得大大地在看我，于是我就只能这样跟他们说。
可以说，我们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稳定支持李所发展的经费，而且一直到今天我也还是在为经费发愁。
观见：你强调是稳定投入。
张杰：经过学校和李所同事几年时间的努力，现在科技部、教育部、基金委、上海市及浦东新区等都给了我们一些稳定的支持，但是这些支持呢，说到底都跟我本人多年的科学声誉有关，假如说有一天我不在这个研究所的话，这些支持或许就不一定再有了，那将会辜负李政道先生对我的嘱托。
因此，我与同事们做了决定，在我还在所长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争取捐赠，设立永续基金，以便今后的李政道研究所，使用这个永续基金的投资收益，保证李政道研究所的长远的、持续的发展，不辜负李先生的信任和重托。
李政道研究所内的“见云彩就拜”漫画。 李政道研究所 供图
不数论文，好论文反而不会少
观见：这些年大家对“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越来越重视，但现实中除了经费的制约，还有一块体制机制的制约。在李所这样的机构，科学家们大概可以做到“心无旁骛”，但国内大多数科研人员还是要满足各种量化指标体系的要求，好像不由自主地就去“卷”论文了，也就更热衷那些容易出成果的“小课题”。而我们相当一部分的大学、机构乃至全社会，好像也摆脱不了这个体系。
张杰：实际上，我国的前十名头部高校，已经过了追求数量的发展阶段，应该到了追求质量，甚至是以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做出的贡献为追求目标的阶段。就像李所，我们从来不数论文，每年的论文自然是三四百篇，而且其中有1/3左右是高影响力的学术论文。这是学术研究的自然产出。
但是大多数高校的要求，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指标，比如发表论文一定要达到多少篇、基金总额一定要大于多少。这的确会造成很大困惑。可以看到，中国对科技的长期持续投入已经转化为高质量科研产出的快速持续增长，在物理、化学等领域，目前在高水平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已经超过此前居于首要地位的西方国家。最新一期Nature Index，对世界各国研究机构在Nature Index认定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了统计。全球科研机构十强中除了哈佛大学（位居第2）和德国马普学会（位居第9）之外，其它8家都是中国科研机构。
观见：人们会不会说，连哈佛都在数论文。
张杰：我想，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科研目的，真该回到初心了。哈佛大学产出的论文很多，但是哈佛大学之所以可以给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诸多贡献，可不是靠数论文数出来的。前段时间哈佛大学“硬刚”特朗普总统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哈佛大学的校友，把哈佛大学过去一百年来做出的成就罗列了一下。我看了以后真是震撼，从那些成就可以看出，哈佛大学的确给我们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许多不可替代的贡献，所以我也把这个转给了我的几位大学领导朋友。
当然大家作为现实世界的一员，谁也不能免俗，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不可或缺的贡献。
观见：近年来，很多高校、院所开始推行长周期稳定资助和长周期成果评价，也引入了国际上的“同行评估”来取代传统的量化评估。但我们也听到一些声音，觉得同行评估到了我们这里也可能流于形式。你怎么看？
张杰：同行评估（peer review）有两种使用方法，一种是一对多，一种是多对一。真正意义的同行评估，一定是要多对一，也就是说，邀请十几位与被评估学者同领域的小同行来评价这位学者的学术价值、发展潜力等，这个时候小同行就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把这个人的几篇代表性论文都仔细看一看，对他在世界上同年龄段科学家中的影响力和发展潜力进行详细评价，这样的同行评估，对他的评价才是科学的。
但是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也经常被请去参加国内评审人才项目或者科研项目。在两天时间里，我可能需要完成对数十位学者的评价，由于时间有限，根本来不及仔细查文献、与国际上同年龄段学者进行比较分析，那我剩下的选择也只能数他的论文数，看看论文是在什么刊物上发表的，得到个大体的相对印象。这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行评估。问题不在专家，也不在同行评估本身，而是在具体的使用方法与场景。
观见：李政道研究所的同行评估是怎么开展的？能够真正摆脱量化指标吗？怎样避免“内卷”？
张杰：我们的长聘教轨学者（tenure-trackfellow）受聘6年后需要进行长聘晋升的国际同行评估，主要依靠国际小同行。针对每一位待评估学者，我们会送15封信给国际小同行，而这些小同行都是与这位待评估学者在同样研究领域的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
我们把这位学者这六年时间的主要研究成果发给国际小同行评估专家，请他们主要针对以下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第一，在过去的六年的tenure时段（tenure clock）里，这位学者的研究创新性怎么样？他的创新性在同年龄段国际同行里，处于什么位置？第二，他未来六年的研究计划，会不会把他带到国际同行中更高的层次？第三，这个人假如在你的单位，能否得到晋升？
由于参加国际同行评估的专家都是国际小同行，所以没有人去看他拿了多少“帽子”，也不会特别看重研究成果的数量，而主要根据这位学者的学术追求和国际影响力来进行评估。最后，这15份材料的回复一定要达到10份以上，如果回复的评审意见少于10份，其实也是信息，说明国际上的学者对他并不完全认同。因此在李所的小环境中，“帽子”并不特别重要，这也使得李所的学术环境少了一些“内卷”式竞争。
观见：你会担心科研人员tenure之后“偷懒”吗？
张杰：李所不会有这样的事，因为长聘（tenure-track）制度的实质，是在六年的tenure时段里，形成追求卓越的学术品味与价值观，其实就也是学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我自己的角度看，李政道研究所这几年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学术文化的变化，形成了一个相互欣赏、相互鼓掌的文化。你在科研上取得突破，大家一起为你鼓掌，与此同时，这也激励大家去做出更出色的工作。这就是更高层次的竞争而不是内卷。
李政道研究所内的办公室。 李政道研究所 供图
“战略科学家”不仅要想大问题，还要考虑可行性
观见：讲到文化，前段时间，任正非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提到，“理论科学家是孤独的”“科学的突破，世界上理解的人本来就少，不理解的人就不要去评价”。这实际上是对全社会的文化氛围提出的一个挺高的期望。作为一个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和组织者，你希望全社会对基础研究报以怎样的态度？另外，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语境下，大家对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的期待似乎在不断前移，包括基础教育阶段可能就有这样的使命，而相关的一些困惑，比如“内卷”“绩效主义”，也在前移。你怎么看？
张杰：还是要对科学追求本身有敬畏。其实科学研究有时候像是修行似的，沿着自己选定的方向一直往前走，追求尽善尽美。那我们的评估方式就要呵护这种修行，不能因为不合理的评估方式，最后让大家失去对科学追求的敬畏。
从人才培养来说，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给基础教育赋予了太多的内容。我前些时候去一所小学，给五年级同学上了堂课，孩子们非常可爱。上课前我与那所小学校长聊了会儿天，她问我说，张校长，你觉得在我们小学阶段怎么去培养他的创新精神？我说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来看，小学阶段其实最重要的，是培养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培养正确的价值观，让学生们感到学习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就够了。在小学阶段，其实学习多少知识、会解多少难题其实都不重要。假如说我们不把那种所谓的培养创新能力的要求，过早地强加于小学教育阶段，而是把形成一个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形成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作为小学阶段的主要目的，或许小学的基础教育就会简单得多，小学生也会快乐得多。
到了中学阶段，当然不可避免的要准备考大学，但是，随着大学面向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教育改革，大学也已经意识到，有一部分高考高分的中学生并不适应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环境。
交大有一个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特区叫致远学院，是我在2008年与几位同事一起创立的。致远学院在录取新生面试时，最看重的是学生的创新潜质。这样就会逐渐给中学传递一个正确的信息，大学对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认识，高考高分不应该成为基础教育的唯一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将一群有极强创新思维的老师，与一群有极强创新潜质的同学聚集在一起，让他们的思维在交流中相互碰撞，形成让同学受益终身的创新智慧。
观见：这是基础的一头，还有一头可能是尖端的“战略科学家”。你曾提出，大科学研究需要汇聚战略科学家进行顶层设计与成果“组装”。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得上“战略科学家”？李政道先生无疑是战略科学家，如果把他视作某种标杆的话，最值得人们去学的是什么？
张杰：我讲一件事情，李先生从策划到殚精竭虑地推动，一直做了几十年之久。在1979年初邓小平先生第一次访美之前，李先生一直在思考，有什么事情可以把中国和美国长期连接起来？于是，他想到，中国与美国之间应该有科技合作的桥梁，但是大部分科技领域又可能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一定要找一个不敏感的基础科学领域作为起点，那就是高能物理。在他的推动下，中美在1979年签署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协议，后来每年都要召开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会谈，一年在中国，一年在美国。我本人在2003年到2006年担任中方代表团团长。
2004年是中美高能物理合作25周年，李先生提出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一个庆祝酒会，中美双方科技界领导人和双方高级科学家要有数百人参加。在准备阶段的一天，他说这次庆祝酒会由张杰来主持。当时我还很年轻，根本没有经历过这类场面。我说李先生，我不行的。他说为什么不行呢？我说我连人民大会堂都还没有进去过，怎么能在人民大会堂主持酒会呢？他问我，有没有去过，与能不能主持有什么关系吗？我说这倒是没关系。后来我说，我连红酒都不太知道怎么喝。李先生又说，这更没有问题。我今天下午就教你怎么喝红酒，怎么品白葡萄酒。李先生真是用了一个下午，给我讲葡萄酒，当然还有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的由来、重要价值以及中美双方来参加酒会人员的兴趣和关心的问题等等。在准备酒会的过程以及后续与李先生多次交往的过程中，我学会了李先生作为战略科学家的虚怀若谷，举重若轻。
我想表达什么呢？这么多年来，李先生为祖国科研与教育事业策划推动了很多大的事情，并且，他除了考虑在祖国科教事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要给国家提出什么样的重要建议之外，还会充分考虑这些建议如何正确实施的具体细节。我们现在熟知的中科大少年班、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成立、博士后制度的建立等，很多对于后来发展非常关键的事情，在他的建议下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除了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充分信任的原因之外，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先生在提出这些建议之前，已经对这些建议在实施过程中的很多细节提前都考虑到了。
我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科学家——不光是对很多问题最根本的规律有深刻的洞见，同时，还要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乐配资，以及充分考虑如何实施的细节。如果仅仅是提出大问题，不考虑解决问题的实施，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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