珺牛策略在新中国的法庭下跪认罪！日本战犯罕见全部认罪悔罪

1956年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首次开庭，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审判了36名日本侵华战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珺牛策略，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担任法官，独立审判外国侵略者。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进行了探访，去了解这场正义审判。

在热闹繁华的城市街头，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格外引人关注。

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判了36名日本战犯。在特别军事法庭的旧址上建立起来的陈列馆，于2014年5月开始正式对外开放。

推开陈列馆的大门，“正义审判”四个大字即刻映入眼帘，这里成为我们穿越时空、回望历史的最好载体。

步入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内部，蜡像逼真地还原了当年的审判现场：审判长、审判员和公诉人的表情庄严肃穆，所有受审战犯垂首站立，等待着历史的判决，空气中似乎还回荡着义正词严的宣判声。

史实陈列区，泛黄的文件、战犯的供词、审判的相关文书等史料安静陈列。它们是历史的铁证，真实还原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1956年6月9日至7月20日在沈阳公审36名日本战犯的历史原貌。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王萌介绍，在沈阳的审判共分为两个案件：

第一个案件是1956年6月9日到6月19日，对前日本陆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8名军职战犯进行的审判；

第二个案件是1956年7月1日到7月20日，对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等28名战犯进行的审判。

当年从埋人坑里逃生的幸存者周树恩珺牛策略，在法庭上对铃木启久的罪行进行了控诉。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王萌：面对铁证如山的指正，面对周树恩的控诉，铃木启久跪倒在地说，这完全是事实，我诚恳地谢罪。

面对证人的控诉与伤痕累累的铁证，法庭上出现了国际审判史上罕见的情景：所有战犯均认罪悔罪、无一赖罪。

人道主义改造让日本战犯“从鬼到人”

审判能够顺利推进，一方面得益于多重铁证，另外一方面则是中国政府改造日本战犯的方针策略，使日本战犯恢复了人的良知，荡涤了灵魂，完成了从战争狂魔到人的蜕变。

1950年至1956年，中国政府共接管和关押日本侵华战犯1109人，分别关押在抚顺、太原两地的战犯管理所接受人道主义改造。

这些日本战犯中，包括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前日本陆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前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等。这些日本战犯被收押初期，多数对抗改造，自认是“战俘”而非“战犯”。

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孟月明：主要目的是从思想上进行改造，让他们彻底认识到犯战争罪或者侵略罪的根源出在哪里。所以不管是集体听广播、听报告，还是交流学习，整个思想改造是大的主体。但是思想改造之前，我们要保证他们生活上的供应是充足的，生活上有保障，人格上有尊重。

为使战犯们受到更实际的教育，中国政府还组织战犯到全国各地参观，不仅让战犯们看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还带领他们到日军曾经屠杀中国民众、制造各种惨案的纪念地凭吊，聆听幸存者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通过学习、参观、讨论、总结等多种方式，中国政府对这些战犯进行了长期、耐心、艰苦的改造。日本战犯们身上的戾气和嚣张气焰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羞愧和震惊，每到一地都在向中国人民忏悔。

“鬼将军”藤田茂，就是其中最具反差性的代表。

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孟月明：刚开始他是一个穿陆军军装、趾高气昂在战犯管理所，誓死效忠天皇、誓死效忠军国主义的人。经过很长的思想改造之后，他看到了日本老百姓、他的亲人也承受了战争的伤害，他被触动到，战争是双向伤害的，他思想上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转变之后，他由最反面的人变成了一个主动忏悔的人，这就出现了他主动做忏悔报告的情景。

铭记历史守护“和平之花”

审判战犯，谴责暴行，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中国政府以博大胸怀感化了这批侵华战犯，使他们“转身”成为高举“反战、和平”旗帜、推进中日友好关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1956年，除了45名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日本侵华战犯受到了审判，还有1000多名罪行相对较轻、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侵华战犯被免予起诉，并立即释放。

这1000多名日本战犯从1956年6月至8月分三批回国。被判刑的45名战犯中，除1名在服刑期间死亡外，大都被提前释放回国。